马昕:对传统学术史的反思与超越 ——清代〈孟

2019-01-05 03:29:43 围观 :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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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昕:对传统学术史的反思与超越 ——清代〈孟子〉学史大纲评介

  在本书出版之前,已有学者专门针对“清代《孟子》学”这一课题撰文著书,一是华中师范大学赵庆伟的博士论文《清代孟学研究》,一是扬州大学刘瑾辉的博士论文《清代〈孟子〉学研究》。但二文均采用了“以例代史”的做法,选取若干代表性著作进行专门研究,以此梳理出清代《孟子》学之概况。但这些所谓的代表性著作是否真能代替清代《孟子》学的全貌呢?当我们面对清代流传至今的数百部《孟子》学著作时,这些散点研究的价值又当如何估量?一旦提出这两个疑问,我们便能够发现《清代〈孟子〉学史大纲》一书的意义。因为此书最引人注目之处即在于对研究对象最大限度的把握。作者在第一章“绪论”中自云:

  原标题:马昕:对传统学术史的反思与超越 ——《清代〈孟子〉学史大纲》评介

  第一,对各主要时期《孟子》学发展情况的叙述有详有略,既有全貌,又有重点,既能照顾到该阶段的全局大势,又能使读者注意到大势之外的某些异类变体。如乾隆后期是清代《孟子》学的转折期,考据类著作较多,义理类著作则大幅减少。作者为呼应此阶段之大势,便专门探讨了“赵岐《孟子章句》、孙奭《孟子音义》善本的刊行和《孟子外书》的重刊”;另一方面,虽然义理类著作大减,却也涌现出一部杰作,即戴震的《孟子字义疏证》,成为大势之外的特例,作者便也对戴著做了专门分析。

  具体来讲,作者先尽可能考证出这863种著作的成书或刊刻时间,再将它们安插到清代的十一个时期中,并依据书目探查阶段所积累的实际经验将每个时期的著作分为偏义理类、普通考据类、特种考据类、四书典故类、初学类等若干小类。在此基础上,作者对每个时期各个小类的著作数量进行统计,从中摸出清代《孟子》学史的发展大势,得出各个时期不同学术力量之间的消长关系。这就是全书第三章“清代《孟子》学著作总说”的基本任务。在这一章里,作者不仅为我们解释了分期和分类的依据,而且还独出心裁地将解经著作分为“传注体”和“子学体”这两大体式,并对“义理”和“考据”做了重新界说。作者认为,在清代《孟子》学著作中,“义理”和“考据”的分界并不明晰,且与具体的解经体式不存在必然联系。

  第二,对具体作品的分析不留于空泛,而是进行颇具创新性的专书研究。如嘉庆、道光年间,考据类《孟子》学著作达至顶峰。在这一节中,作者不仅叙述了全局的变化,还对此时期出现的焦循《孟子正义》进行单独分析。作者发现,焦循对赵岐《孟子章句》持基本赞同的态度,对赵注之误也能有所驳正,但无论是赞是驳,都存在对赵注的误读。归根结底,这是源于焦循文人心粗之弊病,这使其在训诂方法上存在根本缺失。焦氏常常忽略词语在语境中的复杂情况,沉溺于繁琐训诂却不能自拔。这样的分析确实独到,也颇能给人以启发。

  最后,本书最富特色之处集中体现在了第五章——“有关清代《孟子》学的四个问题”。作者在此章中,结合前面的学术史叙述,从四个方面做出理论升华。尤其是其中的第二个方面“清代考据学与王学同属前近代的思想解放潮流”和第四个方面“清人解经方法平议”,不仅适用于本选题,亦且适用于整个清代学术史,具有更加普遍的学术意义。

  其一,全书篇幅安排有欠合理。作为背景铺垫的第二章和理论升华的第五章,所占篇幅将近正文一半,这使第三章、第四章对学术现象和具体著作的论述反而显得单薄。有些内容述之过详,窃以为实无必要。如第二章介绍清代《孟子》学的官方背景,其中对清代各时期文字狱的叙述竟多达20页,对一些与《孟子》学并无关联的具体案件也都加以详述。

  第三,对不同作品尽可能平等视之,平均用力,“不为任何著作专立章节,任何著作至多只能占据第三级标题”。作者之所以如此,实是基于一种“求同存异”的理论认识。作者认为,如果只关注学术的进展,学术史的叙述就会以求新求异为主,会更多地看到不同著作之间的差异性,并总是把目光集中在具有创新性的内容上。这种研究习惯会使我们片面地认识这些著作。而学术史的真相却并非如此,对前人的因循重复才是学术演进的主调。因此,当我们要展现学术史真貌时,应对不同著作之间相同的成分予以足够关注。好比朱熹的《孟子集注》与赵岐的《孟子章句》相比,同的地方其实远远大于异的地方。既然那些“异”的成分并非主调,那我们对所谓“名作”的关注就不该那么多,应把这些“名作”放置在整个学术大势中予以观察。故此,学术史的叙述应当对各种著作尽可能地平均用力,等而视之。作者的这一理论卓识对于任何学术史的写作都具有巨大的启迪作用。

  另外,作者在分析各时期学术力量之消长大势时,并非停留于现象本身,而是结合每一时期的具体背景,为这些现象寻求解释。如乾隆后期义理类著作大幅减少,乃是由于此阶段文字狱之尤其酷烈与考据学风之骤然兴起;又如光绪后期到宣统年间,义理类著作迎来新的高潮,考据类著作却降至低点,这是由于甲午战争之惨败对学术界产生了巨大影响,使“义理救国”的观念逐渐抬头,而考据学风则与满清统治一道走向穷途末路,学界开始酝酿新的变革。为了能将这些背景问题说清,作者在第二章“清代有关《孟子》学的官方背景”中做了集中论述。具体包括“四书学在清代科举教育中的兴衰和演变”、“以朱子学为内容的儒学作为清朝官方哲学的确立及其实际的地位与作用”、“清朝政府的文化出版事业及《孟子》主要的官方版本”和“清朝政府对思想文化的控制”这四个方面。

  古人在提笔著述之时,会直接地受到前人和他人之著述传统的影响,而这种影响在过去的研究当中较多地偏重于名家名著的影响,何况所谓“名”又多以今人的眼光来确定。目录学使我们的眼光跳出传统的学问大家的范围,跳出传统的义理与考据对垒之成见,从而更接近于历史本身。(《前言》页2)

  前人对于《孟子》学史的研究虽已有一定成果,却往往浅尝辄止,多以散点代替全局,简单勾勒出若干线索,未能使研究走向深入。这虽是学术史的惯常写法,却并不能使人尽观一代学术之全貌。近日,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北京大学儒藏编纂与研究中心李畅然的《清代〈孟子〉学史大纲》一书。此书之研究对象虽仅限于有清一代之《孟子》学,其意义却早已超乎断代学术史的界限。尤其是作者在书中提出的种种研究方法与理念,足可为类似的学术史研究树立范式,提供借鉴。

  笔者也热情期待着李畅然下一部大作的问世。若两书合璧,定可将清代《孟子》学史中的诸多细节问题解释得更加清楚、全面,也定能启引后学,功裨士林。

  其二,全书对外部现象和宏观趋势关注较多,对具体著作的微观分析明显不足。这其实是作者就已反省过的问题,作者在前言中说:

  倘以若干代表著作为例带出学术史之面貌,此种方法实存一巨大危险,即:代表作的选取标准从何而来,会不会带有研究者先入为主的观念,由此而得出的对学术史的总结概括岂不陷入一种循环论证的“怪圈”?好比我们事先将所有著作分为考据和义理两类,从中各自选取典型案例,这便已带有一个预设的前提,即清代《孟子》学史是可以明确分为考据、义理这两大类的。然而,考据与义理之对垒在“清代《孟子》学”这一课题中是否真如想象般那么明晰,这样的分类又是否真的可靠?最后得出的结论岂不就是在证明自己早已预设好的前提?为了避免这样一种循环逻辑,李畅然不惜花下苦功,对清代《孟子》学著作做了拉网式的清算和整理,在事实的基础上总结概括,得出结论,这样的结论方是信实可据的。作者的这一做法不仅是对此前两篇同题博士论文的超越,甚而也是对学术史传统写作方法的颠覆,其意义不可小觑。

  《孟子》是中国哲学史、思想史上的一部重要著作,集中展现了“亚圣”孟子的思想,自宋以来,既入于“四书”,又列于“十三经”,是重要的儒学经典。其所提出的“理”、“气”、“心”、“性”等概念也为自宋至清的哲学思想演进提供了切入点和着力点。一部《孟子》书、一门《孟子》学,竟能串连出半部中国哲学史。

  基础理论和全局大势铺就之后,作者便在接下来的第四章“清代《孟子》学著作分期详述”中对每个时期的具体情况进行详细介绍。概而言之:⑴顺治到康熙前期,偏义理著作占据绝对优势;⑵康熙后期,偏义理著作进入繁荣时代,偏考据著作也有较大发展;⑶雍正年间,偏义理著作达到顶点,考据类著作无大发展,惟有四书典故类著作保持上升趋势;⑷乾隆前期,偏义理著作较之康雍略有逊色,四书典故类著作步入繁荣,普通考据类著作较少;⑸乾隆后期是清代《孟子》学史的重要转折点,偏义理著作急剧减少,偏考据著作则略有增长,其中特种考据类著作不少;⑹嘉庆年间,普通考据类著作的数量首次超过义理类著作;⑺道光年间,是偏义理著作的第二个高峰,也是偏考据著作的顶峰;⑻咸丰年间,义理类大幅减少,考据类也开始萎缩;⑼同治年间,相比于咸丰朝,义理类略有回升,考据类继续萎缩;⑽光绪前期,相较于咸同,义理类著作有较大增长,考据类则基本持平;⑾光绪后期到宣统年间,义理类著作达到第三个高潮,普通考据类则降至道光以来的最低点。

  本书最大的特色是对清代《孟子》学研究的专著作了近乎穷尽的书目调查,在此基础上展开对清代《孟子》学发展的考查和评价,在叙述上尽可能多地照顾到各种类型的清代《孟子》学著作,充分利用它们所能透露给今人的各种历史信息。(页21)

  本书大量的材料相对于《孟子》学著作而言是外部的。至于内容的文本细节,只有戴震、焦循、康有为等极其有限的几家解读得比较充分。有关那些微观的内容,当以十年之力另写一本书,与本书合而观之,始成完璧。(前言页1)

  作者在书中给出了这十一个时期各类型的年均著作数,笔者将其画成折线图,如下: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作者不惜花费四个月的时间爬梳前人书目和现有的馆藏信息,从中整理出2500多条版本及馆藏资料,共涉及清代《孟子》学著作863种(详目可见书后附录),其中作者亲加目验者就有100多种。作者正是在这一扎实的基础上开展对清代《孟子》学史的整体描摹的。作者之所以不满足于散点分析的著史方法,而以目录探查为基础,实是基于这样一种考量: